□周学东

1970年，我正在烂泥田中学上课，突然攀钢炼钢厂的人到学校找我，说家里出事了，让我马上到攀钢医院。

当时的攀钢医院在烂泥田中学的山顶上，走大约10来分钟就到了。

我赶到医院时，母亲已经在那里了。到了医院才知道，父亲是炼钢厂的值班厂长，那天得知炼钢高炉出现煤气泄漏事故，他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，本想查明原因，结果也因煤气中毒从高台上掉下来，七窍出血，紧急送到攀钢医院。

看到医院一群医务人员正忙着抢救，一位年龄稍大点的男医生，估计是院领导或科室主任对我们说：“病人非常危险，要马上进行开颅手术探查，这个手术的死亡率高，需要家属签字。”母亲带着我去看了躺在抢救台上的父亲。母亲坚定地说，坚持抢救，但不做开颅，死活与医院无关。当时攀钢医院刚刚组建，医疗水平有限，这类手术也开展不多，预后很难预料。在家属的坚持下，医院只按常规处理，没有做开颅手术，等待奇迹发生。在昏迷了大约一周后，父亲醒了，但智力严重退化。他醒来后又在医院住了大约1个多月，就回到弄弄沟席棚子的家里休养，但每周要到医院打一次针。

每周陪父亲到医院打针就是我的事。因为是工伤，炼钢厂派车送。由于单位任务多，车又少，经常是上午送到医院，下午或傍晚车子才顺路接我们回弄弄沟，有时不得不带点馒头和一壶水，有时我在学校蒸好饭，中午下课跑到医院，陪着父亲吃饭、等车。那时，我经常迟到、请假，好在学校知道我家的情况，也理解我。后来，我设法买了注射器，在家煮了消毒，学着给父亲进行肌肉注射。这样只需要每个月到医院开药，回来自己注射。父亲的身体在慢慢恢复中。

一天，我非常正式地告诉父母，改变自己学习历史学的志向，改学医！

1971年，我初中毕业，由于烂泥田中学没有高中，不得不到离弄弄沟很远的地方——密地读高中。当时只有密地中学新设高中部，师资严重缺乏，高中班只有几名学生。学校就设在铁路边，学生席棚子宿舍紧挨铁路隧道，也没有食堂，学生们要自己煮饭。在密地中学读了一个学期，同学走得只剩下3人，后来我也离开了。

1972年春，正值建设高潮，攀钢内部铁路建设工程很急，攀钢号召所有的人，包括学生、家属投入建设，到铁路工地上砸修建铁路需要的道砟石——就是把大石头砸成大小差不多的小石头，上面再铺铁轨，保证火车行驶时散列车荷载能量、缓冲震动传导、保持轨道几何形态稳定性及快速排水。我正好从密地中学回来在家，接到号召就去了。我每天早上带上草帽、小板凳、水壶、干粮，还有帆布手套、稻草圈（就是把石头放在圈里再砸，避免石渣飞溅），跟着大队伍到铁路建设工地。手上的血泡起了一层又一层，但我从不叫痛叫累，几个月下来，手上的老茧厚厚的，看到自己砸的石头铺在铁路上，载着铁水钢水、铁渣钢渣的火车行驶而过，那自豪的感觉只有劳动者知道。

随着攀钢建设的提速，缺医少药的问题非常严重，攀钢决定自己办卫生学校，地址选在南山，当时这里光秃秃的，被称为威虎山。攀钢就在威虎山上搭起席棚子，开始举办卫生训练班，培养急需的医护人员，包括护士、助产士、药剂士、放射士4个专业，一共招收了200多位学员。我虽年龄不到16岁，但因父亲是工伤，特招进了卫校，学习护理专业。

我在威虎山上学习了一年后，分配到位于烂泥田的攀钢医院，在医院的多个岗位工作锻炼，先后在消毒供应室、门诊注射室、急诊室、普外病房、骨科病房、手术室等工作过。后来我还参与了攀钢医院搬迁的全过程。

时光荏苒，但那一段时光，在我的脑海中历久弥新，永远难忘。

（作者：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原党委副书记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