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张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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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赵老板，是当年我在西安参加西部博览会时认识的。那年，我选了本村个头最大，成色最好的板栗，到博览会参展。一个大个子，长得白白胖胖，操山东口音的人，来到我们展柜前，抓起几颗板栗，左端详右端详，服务员小孙（村里的）灵机一动，说欢迎品尝的时候，麻利地呈上一盘刚从烤箱里出来，看上去金灿灿的熟栗。山东汉子一尝，称赞不已，说走了全国那么多地方，还没尝到过如此好吃的板栗。当然好吃了，我们那里属高寒山区，海拔一千八百米，又有充足的阳光，是最适宜出产板栗的地方。用这位山东汉子的话说就是：又甜又糯，入口就化渣，简直爽呆了！不仅如此，我们那里的板栗，还以个头大，色泽亮而著称，不像北方出产的板栗，袖珍颗粒，药丸子一般。

　　“这是我们村主任袁永春。”村文书小李不失时机向客人介绍。

　　“幸会幸会！”对方与我热情握手，随即递过名片。

　　我一看，精致的名片上赫然写着：“食为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”字样，下面还有一排英文字母，我不认识。

　　从那天起，我便结识了赵老板。

　　我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润滑，不然，要不了多久，关系就生涩、淡了，再往后，就形同陌生的路人。但润滑关系不一定只是物质层面的，有时精神上的相通，胜过烟酒和吃请。赵老板与我一南一北，相距甚远，但凡逢年过节，我会主动给他去个电话，问候他的家人，说说村里的情况，有时也会就当下热点问题发两句独到的见解，他也就一直没忘了我这个朋友。随着时光推移，彼此还越发熟络了。认识他的第二年中秋，他一次性从我们村订了五万斤板栗，说是过节给职工都发一点。

　　后来，说上面不允许给职工发礼品了。

　　“酒好不怕巷子深。”听出我失望，他说，“我会从其他渠道帮你想办法的。”

　　昨天他打来电话，让我去参会，我一下就意识到机遇来了，肯定与板栗有关。赵老板向来大手笔，我早有耳闻。如果这回是宗大买卖，那对我们村来说，简直就是雪中送炭。今年苦拉村要是能销出二三十万斤，人平就能达到两千元，加上市科技局对口扶贫资金，摊下来，全村脱贫就有望了。

　　村民们有的手提肩扛，有的用手推车推，有的赶了马驮，大袋小袋的板栗便呼啦啦涌向村委会院坝，收板栗的老板提了钱袋子，早已等在那里。村民们兴高采烈，把一袋袋板栗码到磅秤上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这边一袋袋过了秤的板栗倒出来，堆成一座座小山，那边接过红红绿绿的钞票，哗哗地数，个个乐得合不拢嘴……我脑海里正涌现这热腾腾的喜人场景。

　　火车咣一声停下来，把我从浮想中拽回现实。

　　这是到了保宁县城，保宁县是人口大县，老远就看到站台上黑压压的人，他们涌上来，把原本满当当的车厢塞得更紧了。我们有座位的还好，那些没买到座票的就惨了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一拨人挤过去，一拨人又挤过来，人声嘈杂，有脱了鞋把脚亮出来的，有撩起衣襟散热的，有抠了纸盖泡方便面的，一时间脚臭味狐臭味方便面的香味混合成一种复杂的气味，充斥着整个车厢。人与人之间是需要距离的，这些形形色色各不相干的人，大眼瞪小眼地挤在一堆，是非常难受的，我不想多看一眼车厢里的龌龊与不堪，就把目光扭向窗外。外面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，却很少看见农人的房舍，我就纳闷，这些人居住在哪，到这些一望无边的田野里劳作，得走多久？一定是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吧，否则，不等走到自家地里，可能天都黑了。

　　本来这次可以轻装上阵，直接同赵老板接洽，参加订货会，住星级宾馆，吃大餐，好好享受，风光一把。因为好久没来省城了，要不是这样的机会，我也脱不开身，村上那些大事小物，都得找我，好像离了我地球就不转了似的，真让人哭笑不得。乡政府三天两头开会，无论大会小会，都被冠以重要会议或紧急会议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，你还得至始至终做出认真听会的架势，时间长了，真令人生厌。这回正好出来放松放松，散散心，可倒好，跟着个尾巴，甩也甩不脱。一想到冯寡妇，就彻底败坏了我的心情，心里那点轻松劲顿时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说不出的沉重与沮丧。她这次是死死赖住我了，她认为村主任的能量大得很，没有摆不平的事，定要我给她做主。唉！这个认死理，一根筋走到黑的婆娘，真拿她没办法。

　　此时，我已深深后悔，不该带她来的，只怪我当时心软了一下。

　　到了西安火车站，已是深夜十二点过十分，这个点我也不愿打扰老罗。老罗是我从小一同长大的伙伴，只比我大一岁。我们一起上学，一起逃学，一起下河洗澡，一起摸虾捞鱼。高中毕业，我两一同入伍，后来我提前转业回到村里，他比我晚两年转业，却走了狗屎运，安置在省城一个街道办事处，现在已经是办事处副主任了。我们是忘年之交，他每次回老家来，第一时间就会来找我，然后没完没了地邀约喝酒，我每次去了省城，也必须到他那里报到。他喝酒跟他的性格一样豪爽，只要有人给满上，不问由来，仰头便喝，因此喝出了很大的酒量。我们只要在一起，就互相抬杠。我们从不叫对方的大名，只喊绰号。我叫他萝卜头，因为他脑袋大；他称我黑娃，我皮肤生来就黑。

　　尽管我们处得这样随便，但深更半夜去敲人家的门，我做不出来，尤其还带着个女人。

　　我们在火车站附近，找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。

　　冯寡妇的房间就在我隔壁，当我把房间钥匙递给她的时候，她还意味深长地晃了我一眼，我故意将目光移开，不与她相接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我懒得理她，也懒得去猜她的心思，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想说。见我冷漠，她也不好说啥，接了钥匙，怏怏地开门进去了。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车站旅馆，脏，乱，差。过道里还算看得过去，像草草打扫过，可跨进房间，一股霉臭味直冲鼻子，室内摆设非常低劣，电视机是那种带天线的，机身笨重，已严重老化，显得十分古旧；烧水壶没了盖子，我拿起来一看，壶底锈迹斑斑；房间的隔墙不知是纸板还是压木板，刷了厚厚的涂料，有些刺鼻的味道，一点不隔音，夜里，冯寡妇在床上辗转滚动的吱嘎声清晰可闻。

　　第二天一早，我拨通了老罗的电话。

　　我起码有三个年头没来西安了，不用说，老同学兼老战友非常热情。

　　黑娃，你在西安什么地方？我马上开车过来接你！

　　刚到，在火车站！

　　不一会儿，他开了一辆帕萨特过来。看到冯寡妇，他有些诧异，我没当面介绍，把他拉到一旁压低声音说，白泥村的，姓冯，来西安找他男人，没出过远门，摸不着头脑的，让我带过来。这事说来话长，以后再详细告诉你。老罗转身不失礼节地同冯寡妇打过招呼，并介绍了自己。我看见冯寡妇的脸红了一下，但只是一瞬，就像天空扯了一下闪，立马又恢复了平静。她居然还会不好意思。可我还没顾得同老罗寒暄，她已经同人家攀谈上了，听说是本土本乡的人，话题一下多了起来。

　　我们的车穿城而过，城里到处是森林般密集的高楼，马路像一条条再宽也不够用的渠道，密密麻麻的车子，宛如渠中汹涌的流水，红绿灯就是开关渠水的闸门，闸门一开，汽车潮水般向前涌去。这一切让我感到眼晕。此时我才发觉，自己住惯了乡下，这大城市还真让我有些无所适从。我突然可怜起这都市里的人来，他们神色匆匆，连走路都是快四步，成天疲于奔命，却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，人口密度大，空气本就污浊，再加上满大街汽车制造的尾气，这么多人，你呼出来，他吸进去，循环往复以至无穷。由此我又想到了吃，民以食为天，偌大的城市，人人张嘴都要吃，哪里等得了慢慢生长，难怪出现农药浸泡，生长素催生的蔬菜水果；饲料堆出的各色肉品；十八天上餐桌的鸭子；没有吃过一根草的兔子……这些现象又说明了什么？（连载2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