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张亮

　　2023年末，鲁迅文学院四川作家创作培训班在绵阳举办。我从攀枝花前往参加。本届培训班除了招录四川省内48名中青年作家外，还邀请到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浙江、重庆等省（市）的11名青年才俊。

　　从地理位置来看，这些学员都来自长江以南的省份。自2021年以来，“新南方写作”成为一个被热议的文学概念，它既有地理学上的层次，也有相对于北方写作的柔韧感和奇异感。透过鲁院四川作家班青年诗人这样的集体，透过这些青年诗人对当下公共生活的体验与思考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多了解“新南方写作”中的新诗创作，更多了解青年。

　　一、思考人在“歧途”的从容应对

　　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中云：“杨子见歧路而哭之，为其可以南，可以北；墨子见练丝而泣之，为其可以黄，可以黑。”借此典以浇自家块垒者，大概最有名的是阮籍的《咏怀》之二十：“杨朱泣歧路，墨子悲染丝。”像屈原、徐渭、海子这样的诗人在面对“歧路”时，对未知的道路自觉无路可走，因此精神倍感危机。

　　当代的南方青年诗人赓续前贤，面对“歧路”有自己的思考。

　　“所有的迷失就此停滞，公交车从桥上驶过/尽头在徘徊，世界的，与我的/抒情时的歌谣，将理性击碎，装满了/酒，我的醉意，云雾飘渺/收拢的，带着尖刺，一朵朵蔷薇/从满身的围墙上伸展出来”（萧子：《青衣江上》）。诗人要展现的是：这个曾经迷失的世界在混沌中有被美好击穿的可能，不管是被物化的公交车击穿也好，还是被象征自然之美的蔷薇击穿也罢，它终究变得不一样，不再冷冰冰，不再机械化，不再教条，不再“生而在枷锁之中”。

　　希贤则对“歧路”前的选择保持着谨慎的乐观。一方面，她相信希望是有的：“整个凛冬的雪/和冻土下仁慈的草木/给我火山、铁与希望”（《中年》）；另一方面，她也相信前路坎坷，需要带着希望和爱前行：“让手握星星的孩子/独自穿过天井/也穿过无雪的冬夜”（《窗外》）。在诗人笃定的希望面前，歧路是能够被克服的，甚至有没有歧路也没有那么重要。

　　也许可以这么理解，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，增强了青年内心自信，他们也以更加积极的心态，展示了诗歌介入未来与未来道路选择的顽强吁求。崛起的青年少了自伤之感，而且作为美学观念，有的青年洒脱，有的青年务实，初步呈现了对待歧路的鲜明性格。

　　二、思考人对“时间”的泰然处之

　　巧合的是，希贤、绕吉、刘崇周等都以时间为母题，创作过诗作。他们和过去感叹逝者如斯、冯唐易老不同，不是去直接感伤生活，而是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描述，具有强烈的现场感。

　　“在一部电影中我们观摩万物生长与离别/体验代入角色的选择，摄像机记录画面/就像将钟表与时间联络那般/我们对时间从未掌握天赋般的真诚/也从未掌握一个长镜头流淌的冷空气/老叟钓鱼回来，手里提着红色小桶/半浅不深的水，几尾小鱼看着栅栏外的天空”（刘崇周：《一日记》）。

　　这首诗，诗人比较写实地描绘了一幅日常生活图景，描写了在电影前看时间的更替，描绘了手持摄影机对时间的记录，还写到钓鱼的老叟，以及老叟提着装着小鱼的红色小桶。在这首诗里，诗人表现出对这样的日常生活状态，有稍许隔离感，只观察、只记录，让对象世界自我呈现。

　　能引发诗人思考，进入诗句的，不是那些公理常识，虽然这对于小孩子的教育也很重要，但诗人更多会关注那种更具典型性的个体思考价值，或者那深夜古寺里飘扬出来的古琴铮铮声，那些能激荡心弦的动静。夜晚的幽静适合放空，让新的思考能进来。

　　三、思考人对“山水”的接纳与治愈

　　何为“山水”？东晋孙绰《游天台山赋》云：“太虚辽廓而无阂，运自然之妙有，融而为川渎，结而为山阜。”长期以来，中国诗歌和中国美学都重视山水与自然之道相契合的审美特性。仁者爱山，智者乐水，在长期的文化传统中，山水与贤者被赋予一定的关联，在这样一个情感体验里，青年诗人有各自的思考。

　　“没有什么比下雨时/看着一座山更干净的了/流水照出了生灵/也洗去了时间/脚印远了，牛羊的绳索仍在/草木应如何向日月解释土地的缄默？/齿痕从来只覆盖柔软的地方”（吴宛真：《没有什么比下雨时看着一座山更干净的》）。

　　吴宛真仿佛一个向山水敞开自己心灵的孩子，在这开阔的自然，她寄托着自己的情感和理想人格。这首诗有对山、流水、牛羊、草木形态的勾勒，但更主要的是山水美对“雅人”的冲击。和前人不一样的是，当代的青年诗人思考更多的估计是对“山水”的接纳与治愈。

　　四、思考人对“处世”的困惑与挣扎

　　当我走进鲁院四川作家班青年诗人的诗作，发现不仅仅受到诗意的震撼，更多是体会到他们对整个世界的关注、对人类命运的关注——“我”不仅是中国的一员，也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。

　　读这些青年诗人的诗作，一个强烈的信号是这些诗歌的视野不再是我们熟悉的故乡，抑或一城一域，他们主动利用世界语境来阐发自己的思考。以李遂的《寡欲咖啡馆》为例：“很多时候，我都认为写诗是在透支/未来话语权。我爱喝咖啡，或许是因为/我喜欢延续从开普敦到成都，从印度洋/到太平洋的漂泊状态，我甚至愿意/让这杯咖啡少一点朋友，它的单身刚好/给了我眼睛歇脚的机会，我会耐心看着/早秋的橡树林，从我亲吻过的杯沿/生长出来，红铜色是我三十岁的座右铭。/是走了多少弯路，我才学会将世界整理成一座咖啡馆……”这首诗出现了开普敦、印度洋、太平洋等字眼，但阅读的地域陌生感并不强，大概源自诗人以自我之情关照他者，诱发了读者的共情能力。

　　无疑地，南方青年诗人体现出的文化的空间意识日益增强，那些起自南方的诗句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着能够产生共鸣的灵魂。当越来越多的诗人结合新时代给予更多的思考，于世界范围内关注当代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生存处境，我们才可以见证那句黄礼孩的话：“诗人的存在是用诗歌去见证并影响自己的时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