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庞家友

川东北的风裹着黄土，在记忆深处研磨出细碎的光斑。五十年前，西充县双凤镇东岱乡八角亭村竹泥屋檐下，年味总萦绕在栏里啃食野菜的猪儿身上。在那个年代，自家养的猪硬边肉（即带脊柱的那一半）要上交国家，猪软边肉（没有脊柱的另一半）留下自家吃。当秤砣在需上交国家的硬边肉上压出五十多斤的刻度时，母亲握着豁口菜刀的手微微一顿，将三十多斤软边肉分成宽窄不一的三摞。牛皮纸包裹的不只是肥瘦相间的肌理，更是她眼中跳动的希望。

“板油和肋条给你同学华平家送些去。”母亲往撮箕里垫草纸时，我盯着半扇油花撇嘴——父亲远赴攀枝花参与三线建设，家中六口老小，这是全年唯一能打牙祭的肉。她蹲下身，龟裂的掌心轻轻蹭过我冻红的鼻尖：“她家灶冷锅清多久了？爹瘫在床上，娘咳得肺管子都要出来，我们多咽两口红苕，她家四个娃娃的粥里就能漂层油花。”

撮箕晃过结霜的田埂，惊起啄食的麻雀。华平小妹扒着门框的眼神，像极了我家猪崽拱食时的馋样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又想起母亲的许多：她赤脚栽红苕，脚趾丫被细菌感染烂出血泡，却把高筒雨靴塞给隔壁赶集的病弱大爷；每次炖肉，粗陶碗里总盛满饭菜，碗底卧着的三四片五花肉，穿过三条田埂，就能焐热村东头五保户的冷灶；自己摸黑，也要把最后一盏油灯拿给邻居娃娃写作业，只因那孩子白天忙农活，只有晚上有空学习，却没有照明的灯……

迁居攀枝花那几日，堂屋的樟木箱还未捆好，华平娘已抱着腌菜坛子堵在门槛，坛口封泥还沾着新挖的湿土，她眼眶红得像晒裂的柿饼。道容婆婆也送来裹着三层牛皮菜的腊肉饭。俊文祖祖的煮鸡蛋还带着鸡窝的余温。母亲攥着仲文大公硬塞的挂面，对躲在身后的我们说：“人心换人心，就像坡地种红苕，你浇过水，藤蔓自会往你脚边爬。”

后来在攀枝花的厨房里，板油在铁锅中滋滋作响，油星迸溅的弧度，与记忆里老灶台的光影重叠，化作岁月的年轮。那些年母亲送出去的板油、几块肉，早已在时光中酿成家风的陈酿——它不是祠堂高悬的烫金匾额，而是见人锅冷就添把柴的憨直；不是族谱工笔誊写的训诫，是宁可湿了裤脚也要垫高别人门槛的善良；不是祖辈相传的箴言，是迁徙时塞满箩筐的温情。

昨夜梦回八角亭村，看见母亲正在老屋前分肉。油灯将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，宛如一株虬劲的攀枝花。那些年她播撒的善意，早已在光阴里生根发芽。我已明了，当年半扇猪骨里剔出的，不仅是维系生计的油脂，更是穿透岁月的爱的微光，在川东北的褶皱与攀西裂谷的断层间，织就永不褪色的人间锦缎。